由《二三子》篇中的“其占曰”所想到的

发布时间: 2018-07-27 浏览次数:

吉林省易经学会“第三届易经与经济社会发展国际论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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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20世纪八十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考古、发掘、整理及收集到的与《易》、易筮方法、易“传”类之文等有关的文献资料间的对比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易筮、“义理”类的“其占曰”的内容,应是在战国中后期及先秦时期——在易学发展的较先时期中,是呈现为主流的形式与地位;而“易传”类的“义理”之文,最终成文应是在西汉及其之后的可能性。这些资料的出现,更加证明了秦汉以前易学“疑古派”们某些判断的正确性——直到公元前168年前,首次出现在西汉初期的《十传》的成文,仍然还未得到共识性的确立——竟是以六“类”而并非十“类”的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组合的内容等组编、汇抄而成文,并且还是以汉朝流行的隶书文字的“今文”的面目来出现的——可知,并非是先秦以前的“古文”文本,但不排除其中也汇编、汇抄了某些“古文”文本的内容。同时,这些古代的文字资科,对于当今我们对“爻题”产生的历史年代;《易传》成形定本的时间;战国中晚期的易学特点;“象数易学”的“易理”理论方法与“义理”理论方法的认识与误导作用等的判断,提供了有利的实证性的实际根据的支持——并非是想象、假设、推导式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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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其占曰?爻题?无“爻题”?无“传”类之文?易传?象数易学?易理?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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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内容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发掘中,发现其漆盒中所保存的一批帛书。后经故宫博物院的揭裱专家的技术处理,学者们发现里面竟然还有与《易》有关的一些《易》类之文。这是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公元前的与《易》较全面有关的文本资料。因为这是一批未经后人任何改动的汉初隶写“今文”的资料,尤其是它的经文六十四卦卦爻辞基本还是完整的,这又为我们研究《易》学“古”经的一些本旨以及汉代“经学史”及其中的今、古文之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一批公元前的资料及判断依据。

在该马王堆《帛书易》的“传”类文本中,我们发现《二三子》篇与通行本《易传》(含《系辞》)内容最大的不同,是其中记述了许多“其占曰”的占筮结果的具体针对性内容与对应分析。同时,我们还会清楚地看到,在《二三子》篇中,出现讲解卦爻辞“经文”的“其占曰”的内容,可是在通行今本的《易传》(含《系辞》)中,这都是些没有记述和看得到的内容。于是可知,在先秦或汉初传承或成文的《易》或《易》“传”类的文本中,往往普遍地都是应会记有一些具体“占筮”与判断结果的内容的。这从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到如今,我国发掘、整理、出土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西汉及其先秦(战国中后期)的一些易学方面宝贵的文献资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

①“马王堆”中的《帛书易》(前168年之前全部成文。可知当时今本《易传》的内容还没有基本成形或确立——只是个别的“传”类之文中,已有较普遍的“系辞”方面的一些雏形。帛书抄写的全部内容总共涉及到二十余个不同的方面;其字体除个别为篆书外,绝大部分是早期流行的隶书文字;在其《二厽子》篇卦爻辞的“经文”中,还抄有“其占曰”的占断及与“五行”有关的内容。不少卦爻辞文字及其字义、卦名等与通行本《周易》文字及其字义、卦名等,也有所不同。在《缪和》与帛书“经文”篇中,已有“爻题”对应于“爻辞”的表述方法与概念,可知这应是些收集者较后期的抄录内容。因为“爻题”的形成与普及,根据当前所能收集到的《易》文本构成的资料为依托,其最早也应是公元前257年前后65年间的事情;从该《易》文的卦、爻辞的编排与“传”类之文文本的分析来判断,它应是想把《周易》作为可以引以说理的经典文本来进行汇抄及编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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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阜阳“双古堆”的《汉简周易》[前165年前成文;有竹简残片700多个,无一完整之简;其中属与《易》“经文”有关的部分,共有1110个字。包含卦画五个、卦名、爻题、卦辞、爻辞等内容(其卦画是以“一”与“八”的形式组合而成,与“包山楚简”及“马王堆《帛书易》”卦的组构状态基本相似。可惜仅存“大有”、“林”(临)、“贲”、“大过”、“离”卦5卦的卦画具体组合结构状态);可知已有“爻题”与爻辞对应;其简中的断占之辞,与通行的《周易》《易经》中的卦、爻之辞,有特别大的不同,并且会以:卦画○卦名○卦辞○卜某事吉或不吉○另外一事的吉或不吉○为顺序,或者以·○爻题○爻辞○卜某事吉或不吉,另外一事吉或不吉等事○为顺序进行记述;其中并无“传”类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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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战国晚期“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约前322年至公元前192年间;其中58枝竹简涉及34个卦的完整或者非常不完整的“经文”内容;是以先抄画卦画结构,后抄写卦名、卦辞(有些“权威”人物将其误认作是“彖”辞内容,应是不对的)、爻题及爻辞;卦名及其卦、爻辞的用字,与其他《易》和通行今本《周易》文本,也多有诸多的不同;“九”“六”爻题的标注方法已存在;其中并无“传”类内容;多数人(误)认为该“竹书易”像是想把《周易》卦、爻辞作为可以引以说理的经典文本来进行编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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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湖北荆州“王家台”秦代前的“秦简《(周)易》”[不早于前278年;知“枚筮”方法已存在;易占,体例均以易卦开头,其后是卦名及解说之辞。卦画都是用“一”表示“阳爻”及用“六”或“八”表示“阴爻”。可辨别不同的卦画组构约54种,其中有部分是重复的卦画组构(共70组中有16组相同,实有54种)和卦名(共有76个,重复者23个,实有53个),所见卦名大多与今本《周易》相同,也有部分不同者,如“离”作“丽”、“颐”作“臣”等;解说之辞与今《易》象、卦、爻辞均不同——只有卦画、卦名、卦辞而无“爻辞”,多采用古史中的占筮之例解惑,所涉及的古人物有:黄帝、炎帝、穆天子、共王、武王、夸王、羿等,以及还记述有“羿射日”、“武王伐殷”之事;其标准性体例是以:卦画○卦名○曰○昔者○某人(求占者)卜某事而枚占某人(占卜者)○某人(占卜者)占之曰吉或不吉等○繇辞○为顺序进行记述;其中,并无“爻题”及“传”类之文的内容;这说明《归藏》并不是汉朝以后人为编造的伪书——秦代时的确就已有之。按林忠军先生的观点则认为:再由数量可观的“数字符号”(有人称为“数字卦”)的发现,我们则可以把“重卦”概念与方法推定到了商周以前的时期。据文献记载,在商周以前,筮书只有《连山》《归藏》。那么,这些所谓的“数字卦”很可能是与《连山》《归藏》之法有所相关的对应表述方法。该秦“简”的出土,重新印证了这个说法。再从该“归藏”与通行《周易》文本相比较时,我们会明显地发现它们二者之间的诸多卦名和卦画,应是首先来自于“归藏”的编定方式才是。有的甚至是直接继承了“归藏”的卦名和卦画的概念及其内涵。比如,“屯”、“讼”、“师”、“比”、“同人”、“明夷”等卦;而有的是改造了“归藏”的卦名名称。例如,“家人”、“恒”、“坎”、“离”、“无妄”等卦。可是,以上这些卦都是以六个爻的格式组成的。既然,出土的该“归藏”中的这些“重卦”卦画和卦名,是早于通行本《周易》的卦画和卦名,那么,流传太久且又像是被定论的“文王重卦说”,的确就是执意编造的一种错误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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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湖北江陵“望山”战国中期的“望山楚简易筮”[前300年以前,以某时○某人(占卜者)○用某种卜筮用具○为某人(求占者)贞某事“尚毋有咎?”○左右并列的一组两个无卦名的六画的卦画○占之○恒贞如何?短期如何?○以其故敓(或其他祭名)排解之○具体排解的祭祷之事○为顺序进行记述;“以卦之卦”的变卦方式;其中,卜筮祭祷的格式、内容及用语与“包山楚简易筮”非常相似;未见筮例的卦画具体组构状态;并无“爻题”及“传”类之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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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湖北荆门战国中期的“包山楚简易筮”及所谓的“数字卦”简6组[前316年前;“以卦变卦”的方式进行表述,并不曾用爻辞内容进行解说;还以某时○某人(占卜者)○用某种卜筮用具○为某人(求占者)贞某事“尚毋有咎?”○左右并列的一组两个无卦名的六画的卦画○占之○恒贞如何?短期如何?○以其故敓(或其他祭名)排解之○具体排解的祭祷之事○为顺序进行记述(即:以“前辞”、“命辞”、“占辞”、“祷辞”和“第二次占辞”等部分组成。其内容包括:卜筮祭祷时间、人物、事由、卜筮结论等);其中,并无“爻题”及似“传”类文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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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湖北荆州“天星观一号墓”的卦画八组(约前350年左右;有8组16个六位的所谓的“数字卦”,其中有3组所谓的“数字卦”未见原图形(其数字常见者为“一”和“六”,还有个别“七”、“八”、“九”不到十分之一的数字的出现);“以卦之卦”的变卦方式,未用爻辞予以解说;卜筮内容有三类:1、为墓主贞问“侍王”是否顺利。2、贞问忧患、疾病的吉凶。3、贞问迁居新室是否“长居之”以及前途如何等等;卜筮之辞的记录格式有两种:1、先记年月日,再记卜人所用占卜工具和所问事项及占卜结果。2、不记年月日,只记占卜人名、占卜工具及“验辞”。“验辞”的通常格式是“占之吉”、“占之恒贞吉”、“自利训”。有的简文在句末或句中还记录有卜筮的卦象。“卜筮记录”部分所出现的“贞人名”,与“江陵望山一号墓”中“贞人名”是一致的,可知该两墓的年代相差时间并不远;其中,也并无“爻题”及“传”类之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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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河南新蔡县战国中期楚悼王末后的“新蔡楚简易筮”及所谓“数字形”卦画15组[最晚时限约前340年左右(楚宣王时期人物平夜君成的墓葬);12组24卦完整;卦画由“一”、“へ”(六)和“×”(五)所组成;总共1571枚竹简,内容分:“卜筮祭祷记录”占绝大多数,就是在余下的“遗策文书”的二十枚竹简中,涉及与易卦有关的竹简也有14支;知其是“以卦之卦”的方式进行解卦,并无以爻辞解卦的现象——记录形式当与“包山楚简易筮”卜筮祭祷类的简极为相似;所牵涉到的祭祷对象有:楚文王、平王、昭王、惠王、简王、声王、平夜文君、子西等人;其中,也是并无“爻题”及“传”类之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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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湖北云梦睡虎地战国末期的11号秦墓中的秦简“日书”(约前278年—前246 年之间;文本分甲、乙两种版本;以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等的具体针对性需要为前提进行对应性解述;文中并未看到以“道德”、“仁义”为主及“义理”中对“鬼神”崇拜到不可超越的地步的(理性)内容;其中,也并无“爻题”及“传”类之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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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2008年夏清华大学校友捐赠给“清华大学”的战国中期偏晚的楚国时期的“清华简”[至少约在前335年—前275年前后,即其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碳14年代测定数据为前305±30年);据王国维先生讲:“今天,有幸在‘清华简’中看到了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和近似《纪年》的史籍,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有关《尚书》、《纪年》中悬疑不决的问题,很可能由新发现而解决。”(简中的《系年》体例与《竹书纪年》近似,而且彼此有若干共同内容,这是个重要发现);其中多是些“经、史”之类的书文;首批整理报告的9个篇目已经基本确定,依次为:《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楚居》。前8篇与“尚书”或类似“尚书”有关的内容;文中的文字都是以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字书写的,具有特殊的结构风格。其中《金縢》、《皇门》、《祭公》等有传世本可相对照,会为推进“楚”文字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以新识别出一系列的“楚”文字;此外,还含有与《诗》、《礼》、《乐》有关的篇文;其简里有较系统的记述战国时期“楚国”使用《易》占方法的文献,对探索久悬未决的《周易》疑谜,该简中的《筮法》,有可能会成为解决近年有关学术界关于商周以来出现的所谓“数字卦”谜团的钥匙,还会对探索《易》的起源问题可能会有重大意义;可是,至今仍无与易“传”类之文有关的报导;既便其中存在有非常重要的考古及其历史资料价值,但是由于其挖掘时间及出处,具体收集地点、人物、价钱、时间等前提条件,缺少明确清楚的交代,故而容易使人们会误认为,这是缺乏明确确定意义的文本依据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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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湖北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一组战国中期偏晚(约前300年之前)“郭店楚墓竹简”804枚;约10余篇竹书;都是以明显的“楚国”文字抄写的多篇古籍——以“道”、“儒”两家学说为主;中间的“缁衣”、“六德”、“语丛一”等书中,涉及有与《周易》有关的内容[该“缁衣”篇伙同“上博藏战国楚竹书”(约前257年前后65年间)中的“缁衣”篇与汉朝之后的通行本的《缁衣》篇相对比时,虽然“上博简本”中间有些文字出现了部分的缺失,但还是发现了通行本其中具体文字与内容中,这最末一段被汉儒作为“孔子与《易》有关”的重要证据的“《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这一段汉朝后通行本《缁衣》的内容,竟然是汉儒故意编造而篡入的内容——在其之前的战国“缁衣”篇中,至今还没有发现有该段文字,所以说这应是一种不能相信的说法。由于我们曾在论述汉代“编造孔子与《易》的关系的假证据被揭穿”一文中,进行了否定批判性的分析,这里就不再重复其文字内容(请见本人“马王堆《帛书易》与《易》的某些关系”一文中的“一、㈥的⑸段”内容)。“六德”简文中曰:“雚(观)者(诸)时(左‘口’右‘寺’,为诗意)、箸(书)则亦才(在)壴(矣),雚(观)者(诸)豊(礼)、乐则亦才(在)壴(矣),雚(观)者(诸)易、春秋则亦才(在)壴(矣)。”而在“语丛一”简文中曰:“《易》所以会天衔(中间为‘人’字,念道)人衍(中间为‘人’字,念道)也。”并无“爻题”及“传”类之文的内容];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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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易筮、易文、易着资料里,我们可得出以下的判断:

⒈在西汉初之前以及先秦的战国中晚期的这些与《易》有关的考古实物及资料中,往往都会记述有些与占筮有关的“命运关怀”的“其占曰”的卜筮及卜筮结果的内容。

正是《二三子》篇文中的这个“其占曰”的特点,导致了个别专家人物会误认为:“它却证实了人们所说的田何所传承的《易》中,也应当包括有以‘经文解占’的内容才是”的想法和看法(注:此《帛书易》是否是汉初田何所传的《易》文本?到目前为止,仍缺少更有利的实际和实物证据。但是却的确可以说明,在汉初公元前165年前的《易》文本中,往往的确会多有记述一些占筮及其占筮结果和解说的内容。可是,这些具有实证性意义的“其占曰”的内容与文字,在当今通行本《周易》的《易传》中,都是不可能见到的内容——可见受汉儒当时“义理”的某些对易学、易筮、易文不正确、不全面的理解与解释,才导致了后来易学界的许多着名人物,对易学特别是早期发端的“象数易学”前提下“观象系辞”的认识论,久远性的失真性认知。没有易学“象数”作为实际且根本认识与表述的依据,哪来的易学“易理”而不是“义理”(形而上)的“理性”全面有机辩证性的认知与表述。

受其“其占曰”的长远及深刻的影响,直至通行的今本易《传》中,还仍然是保持并充满了大量的对易经《经文》、《彖》、《象》、《文言》、《说卦》、《杂卦》、数、卦、爻等辞和如何来理解和解释它们的具体(所谓“理性”)解说的大量篇幅及内容——易学怎么可能离开其实际的应用和价值的根据来盲目的说理呢!

⒉除上述公元前168年下葬的的马王堆《帛书易》而外,基本都没有记述有像通行今本的《易传》类之文的内容。同时还说明,到了公元前168年前的西汉初期,《十传》的成文,仍然还未得到共识性的确立——竟是以六“类”而并非十“类”的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组合的内容等组编、汇抄而成文,而且还是以汉初流行的隶书文字的“今文”的面目来出现的。这也是我们现今认为,后来的“今文”《易》的《易传》内容,是在汉朝时期该类“今文”《帛书易》“传”类内容或其他《易》文“传”类之文的启指与基础上,以及汉武帝“独尊儒术”、“办大学”、“设五经博士”之后,直至《熹平石经》刻立之前,在“经学”倍受统治者重视提倡的前提下,才一步步走向完善的——并非一般多数人认为的“先秦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其成文、成篇、成《传》的过程”。

就是在以上考古、挖掘、整理基础上的这些文本中,我们还可看到,至今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乃至之前的文本中,都是无“传”类之文却基本是均有占筮内容所组成的文本。这进一步地证明了,易学研究中的所谓“疑古派”们对“十翼”最后成文的怀疑,是有一定的历史事实和实物为根据的。

⒊“爻题”产生并与“爻辞”对应的表述方法,在这些资料中得以反映的最早者,应是在公元前257年前后65年其间(即前322年—前192年间)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竹书《周易》”中体现,以及其后的马王堆《帛书易》的“经文”及“缪和”篇(前168年之前)和“阜阳汉简《周易》”(约前165年前)两种《易》文中体现。由这些资料来分析,我们可知“爻题”的产生与运用,最早应是公元前275年前后的事情,到了公元前165年前的西汉的早期时期,已开始得到较普遍的认识和运用。

⒋由以上汉秦及其之前的与“易”或易卦、易筮、易断有关的资料,我们可看到:先秦及战国中后期的易筮及其方法和过程中,主要是“以卦成卦”、“以卦变卦”、“以卦解卦”的“象数易学”的“观象系辞”的根本方式进行的——并非是以汉朝及其之后的“以爻解卦”及“以传解经”、“经传合一”的“义理”方式进行的。同时,在此易筮过程中,往往还会兼要性地配合一些“卜筮祭祷”等活动来与以排解或更全面地完成。再由《左传》》《国语》中和其他战国时期的易筮散记里,也可看到当时流行的多是从占筮的角度来说解《周易》的时代特点。由此可知,先秦及其之前的易学、易筮等,多是以“象数”为基础的现实事实所统计提升为理论的思想,而并非是后来以“义理”的“形而上”想象式的说理的思想最终来实现和完成的。否则,也不会产生“不胜枚举”之类来源于“枚筮”实践的统计、总结与概括性的哲理思想和辩证性语言了。

⒌在以上汉秦及战国中后期的易筮及其方法和过程中,受“易经”编制体例的基础影响,当时与“易”及易术有关的人们,往往会养成将其用易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内容及经验教训等,较系统的记述下来,以供他人及后人们在“玩易”过程中参考和学习的习惯——这也是当时时代流行的“挂者,卦也。言玄挂物象,以示于人”的普及、交流并提高的学术风气的持续性沿续的体现——也是“人能用易,是为知易者”、“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是为知易”的体现。这是值得我们当今必须继续进行发扬的优秀的易学及“象数易学”学术传统和学术风气。

总之,由此我们能有幸地看到并知道了西汉初及其之前先秦战国中后期时代背景下的不少的与易学知识及其表达方法和许多具体文本的内容。这会为我们对当时易学、“象数易学”、“易理学”、“义理学”、“数术学”等以及其他学术领域发展的判断与思考,提供了第一手的直接的实物及实证性证据——不必再去仅以进行所谓“发微”性想象及猜测性的“形而上”的判断了。更多、更详细地对“传前易学”的分析与判断,请见本人“马王堆《帛书易》与《易》的关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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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战国史??? 杨宽着?? 上海人民出版社

秦汉史??? 林剑鸣着??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年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楚竹书《周易》研究兼述先秦两汉出土与传世易学文献资料???? 濮茅左着

????? ??? ??? ??? ??? ??? ??? ??? ??? ??? ?上海古藉出版社

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三)?? 丁四新主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教育出版社

“试论《周易》文本早期形态的一些问题——从楚地出土易类文献来分析”陈仁仁

周易概论(增补本)?? 刘大钧着???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浅注??? 丁四新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易与数理(一)?张延生着?? 团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