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周易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核心 王成玉

发布时间: 2018-07-27 浏览次数:

一、易文化是什么时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易学文化源远流长,产生于七千年前。易的产生年代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产生于七千年前的伏羲时代。《汉书-艺文志》云:“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就是指创八卦的伏羲,演《周易》的文王和为《周易》作《传》的孔子。“三古”就是指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上古、中古和下古。此说提出之后虽有分歧,但是大致不差。此后诸子百家、两汉儒教、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卷帙繁浩,汗牛充栋,无不以《易经》为元典,探精广义、贯穿始终。秦火虽重,但易农之书存之;汉武尊儒,《周易》更是以其独具魅力的学术品格和渊深溥博的文化意蕴使之卓立于群经之上,被推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其后,历代学人无论何家何派,均对该书推崇备至,前后相续,研习不辍,形成了一条“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易学文化长河。此长河浸透于中华传统文化各个层面,这股文化之流“致广大而尽精微”,几乎渗透到古代哲学、史学、文学等各个方面,甚至“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授《易》以为说”(出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影响深广而巨大,是中国古代智慧最为杰出之代表,是中华文化之源之本之根,是哲学、是历史、是人学、是百科全书。发展至今,易文化蔚成大观,流传中国几千年,深入社会各界,影响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成为中国历史王朝统治国家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周易》做为“五经之首”在其中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核心中的核心。历朝历代的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取所需,从其中寻找依据。在长期的传统社会时期,《周易》也成为历代帝王经邦济世的宝典。历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所有的王公大臣,无不认真地研究它,从中汲取治理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经济,保卫国家,提高社会伦理道德水平的思想营养。唐太宗时宰相虞世南甚至发出了“不知易,不可为将相”的呼声。纵观中国历史从秦汉至明清,没有哪个朝代不将《周易》奉为治世修身之奇书,安国经邦之宝典。秦火之时,《周易》以其独特的地位而得以幸存;汉武帝时期将《周易》列为五经博士之一,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儒学和政权紧密相连,从而确立了《周易》的学术及社会地位;唐玄宗天宝开科取士停《道德经》,加《周易》,老子在当时被李唐奉为祖宗,能以《周易》取而代之,可见《周易》之显赫地位;宋朝州县学校讲《周易》;元朝忽必烈取《周易》之中“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明太祖朱元璋亦把《周易》列为开科取士的定式。清圣祖康熙在《周易?折中?序》中说:“朕自弱龄留心经文,五十余年,未尝少辍”。《周易》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是因为它提出了治国安邦的方略,蕴涵着古代思想家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有利于崇德广业,增强民族团结,实施社会变革,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易经》被认为是五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呢?笔者认为应该是从汉代就开始了,原因在于秦火之后,易经独存,汉武独显儒家,而此时之儒家经典除易经外与其它学派经典一样都为损于秦火,这为易经占据理论之源的高度创造了非常好的外部条件,加之汉代儒派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易学思想自然而然成了核心中的核心。到了宋代已经有了五经之源的说法,如杨亿称:“若乃《春秋》、《诗》、《书》、《礼》、《乐》犹五行之更用事,而《易》之为原。”可见,杨亿已将易作为群经之源了。程颢也说:“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诗》、《书》乃格言。”应该说《系辞》是《易经》的传,其地位本低于经,但是在程颢看来,即使如此,其地位也高于《诗经》、《书经》,并说《诗》《书》只是圣人的格言罢了,干脆无法与《系辞》来比,更不要说《易经》本身相比了。可见至宋代时《易经》已经成了群经之首,甚至是群经之源。所以宋代的学者及当时所形成的理学思想莫不以易为核心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同时宋代统治者也极其重视易学研究,清代学者朱彝尊在《易璇玑序》((清、朱彝尊《曝书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31页))中说:

宋之南渡,君臣多讲《易》,高宗召荆门朱震论《易》殿中,称旨除祠部员外郞,迁秘书少监,赐以告词,敷及《否》、《泰》之义。右相张浚入朝,亦《否》、《泰》二卦赐焉。于是浚及宰相李纲、李光、沈该皆着《易传》,而林儵、李授之、刘翔、郭伸、王义朝、都洁、彭与、王大宝、吴适、宋大明均以《易》义经进,或令秘书看详,或令有司给礼,或与堂除,或补上州文学

在这里可以看出,在宋代统治阶级已经把易学看作是显学了。其后历代以易为核心的观点未见大变。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易经》其所阐示的哲学思想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这种印迹有些以文字的形式保存在有关着作中,这是有形可见的,而有些则以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性情意念的形式沉积在民族群体和每个人的身上,这是无形难见的。研究《易经》这门古老的学问,是从中寻求有价值的东西,也有助于人类当代文明建设,要使其中的优秀传统思想理念渗透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去。运用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去。

二、理与数的辩证关系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易学史上,研究周易的学派分为义理和象数两派,因所释易的依据不同,而且所阐发的内容不同而相攻驳,争辩不休。

义理派和象数派的区别在于:义理派的易学强调人文之理,象数派的易学强调自然之理。也就是说义理派长于人文,而象数派长于天学。周易本为天人之学,两学派的研究方向各有侧重,各有优势,形成了互补的态势,其实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易学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两派六宗”。义理派发展成三宗,即王弼的“说以老庄”,胡瑗、程颐的“阐明儒理”,李光、杨万里的“参证史事”;象数派也发展成三宗:即汉儒的卜筮,京房、焦延寿的讥祥,陈抟、邵雍的图书;共六宗。

义理派易学和象数派易学形成的根源,在于周易这部书本身的固有特点。周易这部经典,区别于其它着作的最大特点是有符号和文字两个系统。符号系统的特点,在于使思想规范化,系统化,乃至图式化。但这些图式化的东西,仅是一个框架而已,具体到自然、人文,会衍生出众多的类比取象,同时需要文字才能表达某种固有的思想。文字系统的特点,用深奥的词句形象地表述着某种思想。这种表述,大都超越时空,没有具体所指,同符号一样,也是类似框架的东西。可以任人拟议,富有极大的诠释性。符号和文字两个系统相互辅助,互相补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本身就具有框架的、提纲式的符号和文字,在后人理解起来自然会发生岐义。不论那一派学说,甚至《易传》所阐发的具体内容,其中许多思想并非《易经》所固有,统统是借《易经》的思想框架,发挥作者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一些对自然之理有特殊兴趣的人,必然以自然之理诠释周易,形成了象数易学;而那些关注人文价值的人,从人文之理来诠释易学,形成了义理易学。若是既对自然之理能悟,而又对人文之理了然的人,则研究易学必然义理与象数兼顾。在易学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先秦易学,《易传》奠定易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义理和象数的萌芽时期。汉代易学,以象数推演而论卦气,纳甲、爻辰等,象数易学成为主流。魏晋易学以王弼扫象为代表,义理派成为易学主流,并有玄学化的趋势。唐代易学出现两派融合的趋势。宋明易学,两派平行发展,逐渐合流。并且义理派有伦理化的发展趋势,而象数派逐渐与江湖术数混杂。清代易学,以王夫之为代表,将义理和象数结合,易学研究有重大进展。“五四”以后乃至当今,在义理和象数两方面都各有深入,并且两者兼顾成为易学研究的主流。新出现的科学易和人文易的提法,其实质仍然是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源流的持续。

易学的发展,即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象数易学为人们提供的象数思维法,它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结合,具有取象比类、矛盾统一、整体思维、节律性和序列性等优点。中国古代科技中的天文学、历法、中医学、气功、乐律等等,均有象数易学的具体运用。《周易》建立起天道、地道、人道三才统一的宇宙框架,成为特殊的东方思维模式。这种先进的思维方法,阐发出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发展观;建立了变化发展、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思想;建立了观察自然、穷理尽性的认识论原则;确立了人的主体能动性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培育出一代代先哲和科学家。《周易》具有突出的主体意识、强烈的忧患意识、坚定的革新意识,以雄伟的气概、博大的情怀,哺养着中华民族的意识,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面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至宋代时,易学已经形成“两源六宗”,且“互相攻驳”,可以说是千年以来烽烟迭起,争论不断,文人相轻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哀处,尤以易学研究为重。

从历史上看,义理与象数之间的斗争中从无间断,至今已经有了各自的地盘,义理派自汉代以后就占据了上层社会,现在叫学院派;象数派则走下层路线,占据了广大的社会底层。其实笔者认为,义理与象数同为易学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都要认真地对待,认真研究。其实纵观古今易学学者,没有谁是单独研究一个方面而抛弃另一面的,以孔夫子为例子,《要篇》上说:“吾百占而七十当”,可见孔子绝对的是会算卦,而且算得比例是70%,夫子只占70%,真不知让现代号称100%准确的人颜面何存?所以呀,咱们如果研究象数的,以后可千万别说什么“铁口直断”“万占万灵”了,让人笑话,比孔子还强?话题远了,再说几个名人。

即使是“尽扫象数”的王弼也是如此。如在释贲卦六二爻辞“贲其须”时,王弼有云:“得上者,是事之终始,无阴阳定位也”;“初、上者,体(按,谓卦体)之终始,事之先后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阴阳定也”(《周易略例.辩位》)。此言一别卦的中间四爻,皆有阴位与阳位之分,唯独初、上两爻,因其分别代表卦体的始与终,蕴示物事与过程的先后或始终,且此类始终、先后无一定之常,所以没有阴阳之定位。此说言之成理,可谓自成一家之言。又如其注泰卦九三爻辞时有去:“乾本上也,坤本下也,而得泰者,降与升也。”注该卦六四爻辞进又有云:“乾乐上复,坤乐下复。”此外,正如刘大钧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王弼“亦取荀氏阴阳‘升’‘降’交通之说”(《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8年版177页)。

宋代大学者程颐是公认的义理派名家,但是他在其易学着作开篇中就提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那么这个“体”与“用”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义理与象数的关系呢?笔者认为也未尝不可。可以说这个观点自宋后一直起到极为广泛的影响。在这此指导下,易学的“体”与“用”在中国的各个领域里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易与天地准,而弥纶天地之道”。

到了清代,易学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甚至是思想发生的总源头,而且因其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被认为是无所不包的大学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四库全书》的编撰者这样写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这是对《周易》学说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评价的中肯的评价了。与此同进也可以看到,编撰《四库全书》时代,中国已经开始重视“实学”的特点。在“无所不包”所具体例举的学科中,大多是“实学”,而形而上之道,则仅以“逮方外之炉火”一句带过。其中触及到而没有深究的问题,则在于指出所有学科门类“皆可援《易》以为说”。何为“援《易》”?如何“援《易》”?这就涉及“易道”的本真本然,或者说涉及如何理会“易道广大”之“大”。

当代学者也认识到了易学发展不可偏废,当代义理派名家金景芳先生说象数是易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吕绍纲先生更是提出“理数不二”,所以这也要求我们当代易学学者要抛弃门派之见,团结起来,共同为易学的传承发展做了新贡献。

由此可见,义理易学和象数易学两派是密不可分的,是互相补充、互相依托的一个有机整体。脱离开对方,那一派都无法独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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